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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磊:魏晋之际国子、太学之议 与司马氏政权的合法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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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江海学刊》2016年第6期。

作者简介:李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国子学的设立,是继汉武帝兴办太学以来中央官学的又一次重大制度创新。西晋以来,国子学虽与太学“号为二学”,但其地位优于太学。唐代国子监承袭自北齐国子寺,官学从太常寺中独立而出,是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然原其本始,这一变化未尝不肇始于两晋国子学、太学的制度变更。

关于晋初国子学、太学,学界有两种较为显著的研究倾向,一种观点认为国子学隶属于太学,重在强调二者在机构、校舍等方面的一体性;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国子学、太学之分立体现了门阀士族“殊其士庶、异其贵贱”的阶层意识,甚至认为国子学的创立在促成西晋门阀士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论断自是真知灼见,然而,国子学、太学之官学制度的根基是国家政策,门阀士族的阶层意识在上升为国家意志之前,仍然有一个十分复杂的博弈过程。仅从自利性来理解门阀士族,而忽视其作为儒学士大夫的教化理想,似乎也难原其本心。而且,西晋政权诞生于曹魏母体之内,其“修立学校”“敦礼明化”自有新政权建构合法性的意图在内。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嘉平年间开始追溯国子、太学之议,从司马氏政权建构的过程来考察晋初国子学、太学之分立的远因与近由,并以此加深对司马氏政权特质的理解。

咸熙元年:司马氏“敦礼明化”之始

《晋书·儒林传序》称晋朝新立后,晋武帝“犹复修立学校,临幸辟雍”,“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时”。这是唐代士大夫站在儒学立场上对晋武帝崇学修文的赞誉。现代学者多认为两晋王朝的性质为门阀政权。晋武帝即位之初的泰始年间,重议“三年之丧”礼,行藉田礼,责成郡国守相观风俗、设礼教,颁行泰始律,其举措皆是按照门阀士族所秉持的儒家教化观来构建国制。晋武帝甚至还专门下诏表明自己的身份认同:“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立于咸宁四年(278)题名为《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大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的显彰碑(以下简称“《晋辟雍碑》”)对此前晋武帝制礼作乐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记述:

暨圣上践祚,崇光前轨,阐五帝之绝业,迈三代之弘风,敦礼明化,以庠序为先。乃遣相国长史东莱侯史光、主簿东莱刘毅,奉诏诣学,延博士,会学生,咨询谠言。又下丙辰诏书,兴行古礼,备其器服。……泰始三年十月,始行乡饮酒、乡射礼,马郑王三家之义,并时而施。……六年正月,熹、毅等,又奏行大射礼。……其年十月,行乡饮酒礼。皇帝躬临幸之。……咸宁三年,大(太)常修阳子平原刘寔,命博士京兆段畅、渔阳崔豹,讲肆大礼。冬十一月,行乡饮酒礼。四年二月,行大射礼于辟雍。

按《晋辟雍碑》所言,晋武帝“以庠序为先”,所指向的是“敦礼明化”。在此背景下,“修立学校”实为门阀政权礼制建构中的核心环节之一。然而,《晋辟雍碑》对于太学之盛况的记载,却是列在“文皇帝”(司马昭)的功业之下:

至于文皇帝……戎夏既泰,九域无事,以儒术久替,古典未隆,乃兴道教,以熙帝载。廓开大学,广延群生,天下鳞萃,远方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

曹魏太学立于魏文帝黄初五年(225),齐王芳时刘靖上疏犹言“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云云,可见二十余年间太学从未废绝过。正因太学始终存在,故碑文在表述司马昭“兴道教”之功绩时的措辞为“廓开大学”,意指“广延群生”,即增加太学生的数量。在《晋辟雍碑》的叙事中,这一崇学举措针对的是“儒术久替,古典未隆”的现状。

按司马昭执政始自正元二年(255),终于咸熙二年(265),在这一期间内重大军政举措不断,诸如征淮南诸葛诞、弑高贵乡公、灭蜀汉、平钟会之叛、进爵为王等等,《晋书·文帝纪》称其“以雄才成务”。与文教国制有关的是咸熙元年(264)七月开始的荀顗定礼仪、贾充正法律、裴秀议官制。由此开启了晋朝国制的创建。司马昭“廓开大学、广延群生”的举措很有可能在此时推行。碑文中所言“戎夏既泰,九域无事”,正是指咸熙元年(264)正月平定钟会之乱后的这段时间。虽然晋武帝以礼生自居,将其家学传统追溯到祖父司马懿,然而以“敦礼明化”的儒学治道观构建国制,其事业的开端只能基于司马昭,具体而言就是咸熙元年。《晋辟雍碑》的碑文记述得非常清楚:“宣皇帝……而未遑治定之制,儒道不得并时而施。”晋武帝并不将司马懿看作“敦礼明化”的治理路线的肇基者。

“抑绝浮华”与嘉平初年“圣人之教”的提出

在司马氏三代主政者中,司马懿“博学洽闻,服膺儒教”,司马师“少流美誉,与夏侯玄、何晏齐名”,唯独司马昭无相关学术、风度的记载。可见,司马昭“廓开大学、广延群生”并非来自“本诸生家,传礼来久”的家族使命感,而是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司马氏在高平陵之变后虽然逐步控制曹魏政权,但是仍然有为数众多的士大夫或明或暗地站在其政治对立面。司马氏并不能全然代表儒学士大夫的史实,成为学界在魏晋嬗代的性质上至今莫衷一是的根由。据《三国志·王昶传》记载:

嘉平初,太傅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奏博问大臣得失。昶陈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为学,抑绝浮华,使国子入太学而修庠序。……诏书褒赞。

“崇道为学,抑绝浮华”,在王昶为稳定高平陵之变后政局所陈五事中被列为首位。如所周知,曹爽集团的核心人物何晏、邓颺等人曾被魏明帝下诏罢黜,其罪名正是其“浮华不务道本”。王昶所谓“崇道为学,抑绝浮华”,是以魏明帝的判决来合法化司马懿诛杀何晏、邓颺等人的政治行为,所以才会得到“诏书褒赞”。王昶“使国子入太学而修庠序”的建议,是试图将太学用作教育“国子”的场所,以培养出配合司马氏统治的人才。高平陵政变前的正始年间,司马懿曾就中正品第等国制问题与夏侯玄有过系统、深入的讨论,其所秉持的正是“礼乡闾本行”,即反对“饰真离本”的浮华交往。可见王昶所陈治略之事,实是为司马氏的意识形态代言。

值得注意的是,王昶子王浑、从子王沈均被曹爽辟为掾,“爽诛,随例免”。此时王昶为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驻屯新野,其所陈事皆为朝政,已逾其边政职掌,陈略五事实为表明投靠司马氏的态度。此举成为太原王氏家族史的转折点。随后同出太原的王淩起事,王昶并未卷入;毋丘俭、文钦起事,王昶出军征讨;高贵乡公谋诛司马氏,王沈则向司马昭告发。太原王氏将其门第捆绑到了司马氏政权的建构之途上,并由此成长为两晋南北朝第一流高门。

王昶期望通过太学“崇道为学,抑绝浮华”,并非是孤立的声音。前引刘靖上疏陈儒训之本,亦作于嘉平初年(249),与王昶陈略五事同时。按《三国志》本传,刘靖上疏后迁镇北将军。据《水经注》卷一四“鲍丘水”条引《刘靖碑》云:“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观源流,相漯水以度形势,嘉武安之通渠,羡秦民之殷富。乃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可知嘉平二年(250)刘靖已在镇北将军任上,其上疏极有可能是答司马懿“奏博问大臣得失”,其言曰:

夫学者,治乱之轨仪,圣人之大教也。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荣辱之路;其经明行修者,则进之以崇德;荒教废业者,则退之以惩恶;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浮华交游,不禁自息矣。阐弘大化,以绥未宾;六合承风,远人来格。此圣人之教,致治之本也。

从文中可知,“国子”即“高门子弟”“二千石以上子孙”。刘靖上疏的核心之处是“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这一建议表面上是针对“高门子弟”“故无学者”的情况,实则针对“浮华交游”。毫无疑问,刘靖也是在司马氏指控何晏等“浮华不务道本”的政治话语下进行叙事,试图建议司马氏重视太学的作用,树立“圣人之教”的话语权威。

与太原王氏一样,沛国刘氏亦为高平陵之变后新附司马氏的家族。刘靖之父刘馥于建安初归附曹操,为司徒府掾。沛国刘氏属“谯沛”旧人。据《晋阳秋》,刘靖之子刘弘,“与晋世祖同年,居同里,以旧恩屡登显位”。显然,至西晋建立之时,沛国刘氏已经属于“以旧恩屡登显位”的士族了。沛国刘氏的投名状之一便是这篇针对“浮华交游”陈儒训之本的上疏。此后不久,刘靖便迁为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刘靖死后,许允继任为镇北将军,司马师与书曰:“镇北虽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华鼓,建朱节,历本州,此所谓著绣昼行也。”由此可见镇北将军之职的显要。刘靖被授予此职,正是司马氏对其投靠之报酬,总督一方,与王昶相同。

尽管王昶、刘靖“使国子入太学”的提议私心在于巩固司马氏的统治,但司马懿死于嘉平三年(251)八月,这一提议在事实上并未得到执行,故《晋辟雍碑》称宣皇帝“未遑治定之制,儒道不得并时而施”。此后司马师执政三年半,直至正元二年(255)二月。在《晋辟雍碑》的系谱中,并无司马师的位置,这固然是晋武帝为构建“高祖—太祖—世祖”的正统,排斥了“世宗”司马师,但也是因为司马师于“圣人之教”上无甚作为。

高贵乡公之崇郑抑王及其太学活动

正元三年(256)二月丙辰,“帝(高贵乡公)宴群臣于太极东堂,与诸儒论夏少康、汉高祖优劣,以少康为优”。胡三省云:“帝固有志于少康矣。”此次辩论的结果,《魏氏春秋》云:“于是群臣咸悦服。”中书令虞松甚至建议“宜录以成篇,永垂于后”,于是侍郎钟会“退论次焉”。高贵乡公通过这次太极东堂的论辩,取得了舆论的主动权。

两个月后,即正元三年四月丙辰,高贵乡公幸太学,问《易》《尚书》《礼记》经义。高贵乡公对郑玄经注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其讲《易》,就郑玄注的格式接连发问,《易》博士淳于俊两次不能答;其讲《尚书》,问郑玄与王肃经义异同,当博士庾峻取王肃之义,高贵乡公予以诘难,以致博士庾峻被迫承认“臣奉遵师说,未喻大义,至于折中,裁之圣思”。而高贵乡公并未放过庾峻,继续诘难王肃之义,责备庾峻“皆博士所当通也”。庾峻对曰:“此皆先贤所疑,非臣寡见所能究论。”

在这次太学经义之问中,高贵乡公褒郑贬王的立场十分明显,对采取王肃经义的博士庾峻一再诘难。王肃为曹魏经学大师,“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王肃两度出任太常,一次正始元年(240),另一次是嘉平六年(254),“持节兼太常,奉法驾,迎高贵乡公于元城”。太学博士为太常属官。王肃“不好郑氏”的主张极有可能成为太学经义的主流,故而《尚书》博士庾峻采王肃说。就高贵乡公与王肃的私谊而言,王肃有“奉法驾”之功,高贵乡公当不至于有太大恶感。然而王肃为司马昭之岳父,其经义论说不可避免被看作有司马氏的政治属性。王肃死于高贵乡公幸太学、问经义的同年,《三国志·王肃传》仅记“甘露元年”,不记月份。按“甘露”年号为正元三年夏六月丙午改元而来,但《三国志》书法将该年一概记述为甘露元年。若王肃亡于当年四月之前,那么高贵乡公幸太学便有着十分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即驱逐司马氏党徒学说对太学的影响。

高贵乡公所诘难的太学博士庾峻为太常郑袤所举荐。郑袤任职太常的时间是正元二年(255)正月毋丘俭、文钦起事之后。正是在这次事变中,郑袤向司马师输诚献计,故为司马氏所信用。由此荥阳郑氏投靠了司马氏。太常郑袤所推荐的博士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马氏的意志,这是高贵乡公对庾峻穷极问难的心理因素。庾峻出身颍川庾氏,为太仆庾嶷从子。按《晋书》本传所载此次太学经义问难:

属高贵乡公幸太学,问《尚书》义于峻,峻援引师说,发明经旨,申暢疑滞,对答详悉。迁秘书丞。

虽然高贵乡公在事实上主导了经义问难,庾峻数次不能答,但《晋书》本传依然称其“申暢疑滞,对答详悉”,甚至由此升迁为秘书丞。可见,对于庾峻坚持王肃经义、与高贵乡公对答,司马氏是认作功绩予以酬劳的。在咸熙元年(264)七月晋国建及荀顗定礼仪的国制建设中,庾峻是其中最重要成员之一,与羊祜、任恺、应贞等晋世重臣并共刊定。庾峻为司马氏倚重的经学人才。除庾峻外,正元二年(255)郑袤任太常时还举荐博士刘毅、刘寔、程咸,《晋书·郑袤》称其“后并至公辅大位”。这些“公辅大位”当然是西晋的。从郑袤任太常时的这一系列博士任命名单似可推知,正元二年(255)司马昭继任后以王肃经义为宗、积极安插其属意之人入职太学。正元三年(256)高贵乡公临幸太学、讲问经义,正是对司马氏这一部署的反击。

按《三国志·三少帝纪》所言,正元二年(255),“九月庚子,讲《尚书》业终,赐执经亲授者司空郑冲、侍中郑小同等各有差”。郑小同为郑玄之孙,高贵乡公幸太学之前一年太学刚刚授业尚书结束,郑小同是其中业师之一,不自觉地被卷入到曹氏、司马氏之争中。经由高贵乡公的政治运作,郑玄、王肃经义之异同,成为曹氏、司马氏意识形态的分野。

甘露三年(258),诸葛诞举兵失败,曹魏政权进一步丧失了地方根基。同年五月,司马昭进相国、封晋公、加九锡之议起,改朝换代的步伐明显加快。高贵乡公用以反制的措施,首要便选择以儒家礼仪强化皇帝权威。八月丙寅,高贵乡公下诏以王祥为三老,以郑小同为五更,“率群臣诣太学,行养老乞言之礼”。《晋书·王祥传》记载了此次养老乞言之礼的具体情形:

天子幸太学,命祥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闻者莫不砥砺。

《三国志·三少帝纪》裴注引《汉晋春秋》记述了高贵乡公“乞言”的内容:

帝乞言于祥,祥对曰:“昔者明王礼乐既备,加之以忠诚,忠诚之发,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动乎天地;天且弗违,况于人乎?”

《晋书·王祥传》所谓“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正是《汉晋春秋》所记载的王祥言论中的“忠诚”。“忠诚”,这正是高贵乡公通过“养老乞言之礼”所希望宣传的,其指向正是司马昭。在高贵乡公的这一次事关“忠诚”的礼仪宣示中,郑小同再一次以郑玄之学为其担保。

嬗代中太学生的动向与司马氏

的太学政策

高贵乡公以太学为中心的一系列讲经、行礼活动的举办,对士大夫及太学生群体是有影响的。在正元三年对庾峻的问难中,高贵乡公言及“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尚书》所载,皆博士所当通也”。此前一年刚刚发生毋丘俭、文钦事件,毋丘俭等人起兵的名义便是“以完全社稷安主为效”。高贵乡公再议周公、管、蔡之事,实隐含同情毋丘俭的因素。嵇康《管蔡论》一文即被看作是对高贵乡公这一观点的申论。钟会即据以判断“康欲助毋丘俭”“诚以害时乱政”,司马昭由此开启了诛杀嵇康之心。据《晋书·嵇康传》:

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

嵇康临刑东市时太学生“请以为师”者达到三千人之多,如按《魏略》所述魏明帝太和、青龙中“太学诸生有千数”,则“请以为师”的三千人当占太学生总人数的大多数。可见太学中充满着同情嵇康,甚或同情曹氏政权的情绪。这种立场未必不与高贵乡公在太学的活动无关。

《资治通鉴》将嵇康之死系年于景元三年(262)。此前,高贵乡公已经兵败身死于甘露五年(260),司马昭杀嵇康显然不是出于剪除高贵乡公政治党羽这个最直接的政治目的,而是消除曹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除了诛杀嵇康外,一直被高贵乡公用作神主的郑玄之孙郑小同也被杀掉。关于郑小同之死,《魏氏春秋》的记载颇具戏剧性:

小同诣司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厕还,谓之曰:“卿见吾疏乎?”对曰:“否。”文王犹疑而鸩之,卒。

虽然很难再确证郑小同之死的具体时间与具体情形,但这段充满了阴谋味道的记载却反映了时人对郑小同之死的理解。郑小同未必有抗衡司马氏的自觉,但是当他被高贵乡公借其家世、家学压制司马氏时,已经注定了被司马氏诛杀的结局。至于是怎样的罪名反而不重要了。

值得注意的是,嵇康、郑小同都是与太学密切相关的人物。司马昭诛杀他们指向的是控制太学这样一个制造舆论的最高学术机构。清除嵇康等人的暴力行为,被司马氏纳入到其统治合法性的话语建构中,成为印证其正义的反面典型。嵇康的罪名是:

(嵇)康、(吕)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

嵇康获罪与“放荡”“风俗”有关,同样的罪名还曾被安置在阮籍身上。据《晋书·何曾传》记载:

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

何曾为司马昭时期司马氏集团的核心成员。其所谓“今忠贤执政”正是指司马昭集团的执政,他宣称司马氏有自身的价值标准,“纵情背礼”被视为“败俗”,要接受惩罚。这不仅仅是否定竹林名士的个体选择(“纵情背礼”“言论放荡”),更是否定了高贵乡公一直以来通过崇尚郑玄经义、临幸太学行礼所建构的正统性。《晋辟雍碑》碑文中所言文皇帝(司马昭)时“儒术久替,古典未隆”,便是对高贵乡公这些作为的否定。碑文所言“兴道教,以熙帝载”,这里的“帝”乃是司马氏的“帝”。

然而,司马氏的暴力行为及其“兴道教,以熙帝载”的宣传似乎并没有得到太学生及士大夫阶层的广泛支持。上述嵇康之死引发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便是显例。而且,嵇康之死,导致“海内之士,莫不痛之”,激起士大夫阶层的广泛同情。而这种情绪的发酵对司马氏统治是极其不利的,故而司马昭才会有《晋书·嵇康传》所记载的“帝寻悟而恨焉”之表演性行为。

同理,“廓开大学,广延群生”,所反映的正是不受太学生拥戴的现实。司马昭试图以扩大生源的方式重新寻求统治支持,根据碑文所言“并时集至,万有余人”。余嘉锡先生推测万有余人“纵非实数,亦约略近之矣”。然而,太学生人数的增加只能相对稀释反对者的力量,但并不一定能凝聚为新王朝的拥护力量。《南齐书·礼志上》载南齐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所云“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即是对魏末晋初太学生状况最贴切的表述。

不仅如此,“既多猥杂”的太学状况还在事实上排挤了自命清高的、司马氏政权所依赖的门阀子弟入学。故而,西晋建立之初,晋武帝对待太学的态度远远不及《晋辟雍碑》碑文中所言(“以庠序为先”)的那般积极。据《宋书·礼志一》记载:

晋武帝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

相较于魏末咸熙年间太学“万有余人”,晋初泰始八年(272)的规模实际上已经缩小,被裁撤至七千多人。即使是这七千多人还被视作问题提到晋武帝面前,被晋武帝进一步淘汰。之所以会如此,乃是因为晋武帝清楚了解太学在造晋过程中并未起到积极作用,且在西晋建立八年后,嬗代之际“廓开大学,广延群生”以收买人心的政治影响已然过时。相对于来源广泛、政治态度不明的太学生,晋武帝更愿意将统治根基建立在门阀士族对新王朝的认同上。这是晋武帝分立国子学、太学的根本缘由。

贾充弑君与晋初国子学之立

甘露五年(260)六月高贵乡公被弑,此事成为以“兴道教”自我标榜的司马氏不可回避的道德难题。即便是党附司马氏、甚至是对禅代持积极态度的一些士族,也不愿以弑君的方式推行改朝换代。这一事件引发司马氏士族集团的长久分裂,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西晋建立后的泰始、咸宁年间。晋武帝将始自司马懿执政时期的国子入学之议予以实施、设立国子学,实与调和司马氏内部党争相关。

在高贵乡公被弑、司马昭聚朝臣会谋的关键时刻,司马氏政治上的重要盟友颍川陈氏,其代表人物陈泰不愿参与,后“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陈泰建议“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此后,在司马氏阵营的舆论中,司马氏之失德弑君皆被归咎于贾充。泰始七年(271)晋武帝问“天下风声”,河东裴氏之名士裴楷回答:“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泰始八年(272),在贾充举办的酒宴上,贾充遭到庾纯质问:“高贵乡公何在?”除上述三人外,见诸史籍的贾充政敌或反对者还有任恺、和峤、向秀、温颙、羊祜、羊琇、山涛、王浑、王济、杜预、张华、李熹、齐王攸、甄德、庾旉、秦秀等人。这份不完全名单既包含支持司马氏禅代的功臣、司马氏姻亲,也包括司马氏的反对派及门第较低者。

反对贾充的政治意义,对于上述不同群体而言各不相同,但在论说方式上则多自居道德高地、指责贾充。如任恺,“性忠正,以社稷为己任”,“恶贾充之为人也”。和峤,“有盛名于世,朝野许其能整风俗,理人伦”,“鄙(荀)勖为人,以意气加之”。裴楷,“与山涛、和峤并以盛德居位”。庾纯,“博学有才义,为世儒宗”。这些表述固然隐含史家的评判,但“有盛名于世”“以盛德居位”却也反映当日舆论所向。任恺、羊祜曾参与咸熙年间的定礼;裴楷则参与定律,“事毕,诏楷于御前执读,平议当否”。这些贾充的反对者皆是咸熙年间定礼仪、法律、官制的真正承担者。魏末司马氏以“兴道教”来建立统治合法性,正是依赖这些学士。

前述魏末正元二年(255)太常郑袤所举荐、“后并至公辅大位”的博士刘寔、刘毅,在晋初党争中的态度也是暧昧的。如刘寔,“寔妻卢氏生子跻而卒,华氏将以女妻之。寔弟智谏曰:‘华家类贪,必破门户。’”华氏与刘氏郡望相同,皆来自平原郡,其婚姻为门当户对,但刘氏以道德(“贪”)来区别彼此。除了道德原因外,还当因为华廙党附贾充。再如刘毅,太康五年(284),龙见武库井中,围绕这一事件,刘毅上书论难:“必有阿党之臣,奸以事君者,当诛而不诛故也。”此前一年齐王攸为贾充党徒所构陷、死亡,刘毅所谓“阿党之臣,奸以事君者”当指荀勖、冯紞。

由此似可推知,魏末司马氏用以“兴道教”的学士群体,已成为晋初政治中的一种势力,其话语权势来自于司马氏“敦礼明化”之标榜。按上引《晋辟雍碑》,泰始年间,晋武帝亲自主持了乡饮酒、乡射礼(泰始三年十月),大射礼(泰始六年一月),乡饮酒礼(泰始六年十月),这些礼仪的举办,将礼官、学官推至政治舞台的中央。贾充作为司马氏禅代中道义缺失的象征,恰恰成为一种逆向的政治动员,将司马氏阵营中以“整风俗”“理人伦”的礼学之士集结起来。咸宁年间在太学之外再设国子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批礼学之士政治势力的延伸。东晋建国之初,太常荀崧上疏言及西晋国子学博士的选任与职掌:

昔咸宁、太康、元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之深博道奥,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一则应对殿堂,奉酬顾问;二则参训门子,以弘儒学;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藉用质疑。

按《晋书·职官志》:

及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

按荀崧疏文,国子博士为侍中、常侍、黄门所领官。《晋书·职官志》则言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方有资格任职候选。据《晋官品》,侍中、散骑常侍为第三品;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为第五品;诸博士为第六品。西晋国子祭酒可考者为刘毅、庾纯、刘智、曹志、王济、庾旉、刘寔、裴頠、邹湛、彭城王司马植、杜育、王琛、谢衡、卢浮。国子博士可考者为曹志、华峤、谢衡、曹嘉、石崇、嵇绍、江统、卢浮。福原启郎考察其职衔,发现这些国子祭酒、国子博士本官多为散骑常侍,于是认为荀崧疏文中所言侍中、常侍、黄门“领国子博士”,也可表述为“领国子祭酒”。如考察上述名单中晋初任职于国子祭酒者的政治态度,便可发现多数是反对贾充的,如刘毅、庾纯、王济、庾旉、刘寔。

按《晋令》:“祭酒博士当为训范,总统学中众事。”如所周知,西晋侍中、常侍、黄门“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常为显职”。以侍中、常侍、黄门领国子祭酒、国子博士,可以看作是司马氏集团内部礼学之士加强对学校、学官的控制,是其在政治斗争中的根据地建设。荀崧疏文所言国子博士“应对殿堂,奉酬顾问”正是侍中、常侍、黄门的职责,国子学设立后,国子学学官也获得同样“备切问近对”的权力。国子学与皇帝身边的门下机构在任职人员身份上的重合,使得国子学在晋初政坛上的权重增大,成为晋初政争的主角之一。

如同汉末清议一样,庾纯等身居高位者被公议为领袖,学校师生、处士则为舆论主力。如博士秦秀,“性忌谗佞,疾之如仇,素轻鄙贾充,及伐吴之役,闻其为大都督,谓所亲者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国大任,吾将哭以送师。’” “哭以送师”正是制造舆论的行为。在始于太康三年(282)的齐王攸就国的朝争中,博士群体也起了重大舆论作用。据《晋书·庾旉传》:

齐王攸之就国也,下礼官议崇锡之物。旉与博士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等上表谏曰:……旉草议,先以呈父纯,纯不禁。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并过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问,答所不问,大怒,事下有司。

这一上表事件,从博士到祭酒再到太常,礼官、学官各个层级之人几乎全部卷入。事后礼官、学官们的抗争又得到尚书机构的支持(尚书夏侯骏、左仆射魏舒、右仆射下邳王司马晃),致使晋武帝只能将死刑改为将秦秀、傅珍、庾旉等除名了事。随后,庾旉又被起用为国子祭酒。可见学官政治势力之强盛。

据荀崧疏文,国子博士职权还有:“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藉用质疑。”国子博士拥有参与定礼仪、议谥号的权力,也是当日政争中极具杀伤力的力量。据《晋书·贾模传》,“(贾)充年衰疾剧,恒忧己谥传。(贾)模曰:‘是非久自见,不可掩也。’”胡三省注:“充自知奸回弑逆,后当加恶谥,且不能逃良史之笔诛。”贾充死前的担忧,当然不是指后世史家,而是当世的舆论会影响其谥号。太常及其所属诸博士议谥号的权力使得贾充极为忌惮。果不出贾充所料,太康三年(282)贾充死后,秦秀认为“《谥法》‘昏乱纪度曰荒’,请谥荒公”,试图以“昏乱纪度”为贾充盖棺定论。后来在晋武帝的授意下,将贾充的谥号定为“武”。贾充谥号还需晋武帝亲自授意,可见贾充遭到了太常所属礼官、学官的一致抵制。也可见当日礼学之士政治势力之盛。

结 论

通过上述考论可知,西晋初年国子学之立,其实隐含着两个历史信息:一是太学地位下降,二是国子学势力上升。这两个动向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太学地位下降是嘉平以来司马氏与曹氏斗争的结果。国子学地位上升则是司马氏集团内部礼学之士集结、势力扩张的结果。

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借助魏明帝时代“浮华案”,指斥曹爽集团核心何晏等人之罪,由此合法化其统治。在这一过程中,太原王氏、沛国刘氏等士族倒向司马氏,议国子入太学,以崇“圣人之教”,通过“反浮华”的话语建构树立司马氏统治的教化权威。

高贵乡公受教于郑玄之孙郑小同。他以太学为主要活动场所,通过礼仪举办、经义讲学,崇郑玄之学、抑王肃之学,力图以此树立皇帝权威,肃清司马氏在太学中的影响。高贵乡公的活动获得了在野名士如嵇康以及太学生的支持。司马昭于咸熙年间将太学规模扩大至万余人,正是针对此前太学中的拥曹势力的影响。正因太学在造晋过程中未起积极作用,晋武帝即位虽在太学举办过学礼,但是对于太学的发展则是持限制的态度,转而另设国子学。

贾充弑君成为司马氏“敦礼明化”不可回避的道德难题。另外,司马氏“敦礼明化”,强化了司马氏集团内部礼学之士的政治影响力。贾充作为司马氏禅代中道义缺失的象征,其处中枢之位,成为一种逆向的政治动员,将司马氏阵营中“整风俗”“理人伦”的礼学之士集结起来。国子学的设立,便是这些礼学之士的“根据地建设”。国子学与门下机构任职人员身份上的重合,使国子学在晋初政坛上权重增大,成为政争的主角之一。故而,国子学的设立并不完全是为了“殊其士庶,异其贵贱”,它还含有门阀制度之外的意识形态意义。

〔责任编辑:潘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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