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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子接不接,我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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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律师,当有案源找到你的时候,你会做怎么样的判断呢?“宝马”案发生后,法律圈陆续出现了一系列有关律师是否应该为马蓉代理的话题,部分律师认为此类热点案例的消息均由网络爆出孰是孰非未定,只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都会代理;但是也有部分律师表示,代理该案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舆论压力。虽然,律师并不常遇到这类特殊案例,但对于是否接受一个案源,每个律师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本期,我们邀请到七位律师,谈一谈他们对案源的判断标准,希望当你对是否承接案源犹豫不决时,这些观点能为你提供参考。    整理/无讼观察员 张雨    徐斌 房产律师   对年轻律师来说,在没钱、没案子的时候,没有选择客户的权利,只能等待被客户选择。一旦有了一定的基础了,比如在行业内战斗了五年,积累了自己的客户群、团队和渠道,再谈筛选客户就理直气壮的多。当然,到了这个阶段,大家也吃够了过去不挑案子的亏。    1、挑错了案子   律师的时间是有限的,接案的时候对工作量估计不精确,收了案子很尴尬,做也不是——忙不过来,不做也不是——降低服务标准客户不满意。最后只能咬牙狠心干到底,却得不到相应的汇报。    2、挑错了客户   往往是来自一些奇葩客户——当事人。我们天天就是和人打交道的,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了,当事人嘴巴一张就得知道他是什么目的,不知道就等着被他卖了,还给他数钱。    3、挑错了专业方向   做婚姻的,遇到个刑事案子,一高兴就做了。结果莫名其妙的被卷到案子里面无法脱身。   专业上不熟悉的领域,律师常常有拓展业务做实验的兴趣和冲动。其实完全可以转介绍出去,拿个案源钱。你拒绝了这个客户,你可能就得到另外一个客户,拒绝本身也是一种营销。年轻律师如果抵抗诱惑筛选案件,筛选客户,筛选专业方向,勇敢的对一些案件说不,往往反而因为专注成就了事业。   说到王马案,聚光灯很美,引得很多人千辛万苦的去追逐。其实,成了名的律师,靠名气来的案子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当律师在风口浪尖的时候,捧律师也好,骂律师也好,律师也只是站在镜头前一下,等这事情过去了,大家依然都认识王宝强,却不会记住律师的名字。用心去记律师名字的人,基本都是同行。只有同行关注同行,只有你自己的客户知道你是律师,叫什么名字,办过什么案子,这才是现实。成名律师的知名度,不及知名演员的万分之一,远达不到举国皆知,电话打爆,案子多的做不过来的效果。   有位律师界的前辈说,名利是一把沙子,越想攥紧漏的越快。在律师界其实不存在白来的名利,但凡是成名的律师,基本都是踏踏实实做业务,积累客户,名利才跟着来了。    王廷芳 江苏漫修(苏州)律师事务所   曾经的玩伴A,十前年与好友B合伙做生意,双方约定各半投资,各半分红,A主外,B主内。因B缺乏资金,在合伙前向其哥哥C借款5万元作为投资款。A与B合伙半年后因经营不善造成巨额亏损,二人被迫散伙,但没有进行散伙清算。债权人纷纷向A讨债,A用自有资金偿还了合伙期间的债务。B无钱向其哥哥C还款,兄弟俩大吵大闹,B找A出面协调,最终A莫名奇妙地向C出具了5万元借条,没有写明还款时间。   十年后C持该借条将A告上法庭,声称十年前A向其借款5万元现金,一直未还,要求A返还借款。   A向律师求助,找到了我。我认为,法院极有可能采纳原告C的主张,即5万元借款以现金形式交付,此案胜诉概率渺茫,且代理费寥寥无几。我本无意代理,但看着A无助的眼神,在告知他诉讼风险后,我决定接受委托。   我向法庭申请原、被告本人到庭,以便核对借贷合意及借款交付经过。开庭时,我要求原告本人回答提问,原告律师不得代其回答,得到了法庭准许。但无论我怎么发问借贷合意及借款交付经过,原告的回答都是被告向其借款,其以现金形式交付,因其自身条件较好,家中拿出几十万现金如小菜一碟,而对被告与其弟合伙以及其弟向其借款的事实,均矢口否认。多轮发问未果,我使出了冒险的一招:“请问原告,被告向你借钱长达十年之久,这么长的时间里,你有没有向他要过钱呢?最后一次要钱是什么时候?”原告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要过,最后一次在三年前还要过呢!”此时,本案已经有了结果,即原告主张被告还款的诉讼时效应该从三年前起算,原告在最后一次催款三年后才起诉显然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在后续庭审中,任凭原告律师百般挽回,已无济于事,最后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诉争金额小,看似难以胜诉,想必很多律师并不会代理,但我认为在告知当事人诉讼风险以后,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合理设计发问提纲,灵活运用发问技巧,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有的案件,玩的就是心跳。   通常我对诉讼案件的判断标准是:1、自己擅长的专业范围;2、能找到案件的突破口;3、委托人愿意倾听并接受律师意见;4、委托人可信;5、不以收费高低论英雄;6、能以个案推动法律的完善和修改,进而推动法治建设。    王如僧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笔者所在的"金牙大状"是一个专注于刑事辩护的团队,笔者已许久没接触过民事、行政案件了,因此仅能就刑事案源发表一下看法。    第一,尽量选择律师费与付出相对应的案件。   笔者认识一位其他所的同行,专门是在看守所门口摆摊的,基本上就是会见,每次会见报价两千左右,当事人讨价还价的,五百块就答应会见,两三百块也答应去会见,反正能收多少算多少。   这也是迫于生存压力,无可厚非;但应尽量避免。为什么呢?过低的律师费会让当事人觉得律师没有什么水平,同时费用过低,律师往往也是舍不得花费大量精力去办理这个案件,往往导致案件结果不甚理想,当事人体验不佳,进而印证当事人的想法,导致恶性循环。    第二,尽量选择一些有辩护空间的案件。   曾经有一个警察杀人案,此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特别巨大,其家属找到我们,我们明确告知家属,除非这个律师是如来佛再世,否则必死无疑。后来,家属找了广州的另一位大律师,还是判了死刑。   对于可以事先了解案情、证据的案件,不妨如实告知客户,没有必要言必称无罪,误导当事人。选择有一定空间的案件,可以让你理直气壮,有话可说,不致于让辩护流于形式,陪走流程。当然,同一个案件,不同的律师发现的辩护点很可能是不一样的,你觉得没有辩护空间,可能与你的执业技能、职业操守有关。    第三,最重要的,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当事人。   笔者遇见过一个第一次见面时候,要求查看律师的身份证、律师证的当事人;也遇见一个从初次见面到签订委托合同,一而再、再而三问笔者能不能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的当事人;也遇见一个要与笔者风险代理,必须保证无罪才请律师的当事人。   大千世界,什么类型的当事人都有,选择适合自己风格的当事人非常关键,有的当事人生性多疑,很难与之建立信赖关系。一旦诉讼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对其不利的事情,他就会怀疑你是否被对方收买了。有的当事人必须得到律师的取保候审、无罪、缓刑、保命承诺才会委托律师,这种当事人只注重结果,不注重律师服务过程的价值,很麻烦的。   对于不适合自己的当事人,与其发生关系后再忍痛分手,还不如在谈恋爱时就说再见;否则可能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王晶 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   接案类似于医生看病一样,都是替人解决问题,医者父母心,医生是不能随便拒绝病人的,但好在律师有拒绝接受委托的权利。对于一个律师来说,一个好的案件可以扬名立万,一个糟糕的案件也可能把自己搭进去,接案不可不谨慎。有人说律师是社会活动家,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法律服务其实就是与人交际的活动,接案第一考量因素就是人的因素。   一个当事人如果对于案件期望值过高,对于律师费斤斤计较,把律师当成情感顾问,那这种当事人是无论如何要远离的。曾经有个当事人过来找我,也是托了几层关系,我本来是打算接下这个案件,但是他一开口我就觉得很犹豫,他是这样说的小王,这个问题你给我回答一下。叫小王已是令我不快,并且还用一种命令式的口吻,后来当他要委托我的时候,我权衡再三婉言拒绝了。   其次,需要考量案件的收费及胜率,不可否认的是律师在案件中所花的时间跟其收费是成正比的,而一个不可能打赢的官司律师最好也是敬而远之,毕竟没有人喜欢输官司。对于专利诉讼而言,胜率比其他民商事官司更难预见,这主要是由于专利权的不稳定性造成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2014年底接的一个专利诉讼,一审原告已经获胜,被告找我代理二审,当时也是思考好久,后来在仔细分析之后,觉得原告的专利权并不是很稳定,可以请求宣告无效,并且在侵权判定上也是有问题,最终决定接受委托,而那个案件的最终结果也很理想,二审我们获胜且对方专利被宣告无效。    刘鑫 重庆红岩律师事务所   前段时间被宝马案刷了屏,不少律师同行也加入了打广告的行列。其中最“成功”的营销竟并非对案件的专业分析,而是马蓉不配请律师的论调。不过这种扛着道德大旗赚大钱的做法似乎并不得所有同行的人心,因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接案的该与不该”的大讨论。现在,我也来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   总的来说,我对自己设定了四大接案原则。一是没能力做的不接,比如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案件,除非自己有对策能够处理;二是达不到当事人要求的不接,比如当事人不愿接受风险,或要求远超司法实践允许范围;三是本人或当事人不划算的不接,比如当事人愿支付的费用过低,或者案件标的额过低;四是可能为自己带来难以抵御的风险的不接,比如无力驾驭的敏感案件。简单说,就是“不坑自己,也不坑当事人”,至于某律师关心的“道不道德”,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毕竟强奸杀人者都可获得辩护,为其他人提供法律服务又有何妨。   作为青年律师,我深知案源的重要性,也很佩服某些律师来者不拒的“大气”。但一来做律师最基础的目标在于养家糊口,二来“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也应是我们的基本职业道德,故自认为以上四大原则必不可少。   我曾经在去法院执行局的时候,遇到过一位正向局长打电话投诉下级法院不作为的中年妇女,我便上前向她提了几点想法,没想到她便希望我来代理此案。   一方面我才出道不久,这样的案子诱惑很大,但另一方面她希望能在短时间内清偿全部判决债务,这样的要求,无论对哪一个律师,显然都难以达到,更何况我这个刚出道的菜鸟。我经过反复思量,还是向她讲述了当下执行环境的严峻,通过现实案例告诉她“短时间”和“全额执行”都过于理想,必须做好长期战斗以及和解让步的准备,方可能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已经做好了放弃的准备。   结果她还是找到我,并接受了我的意见。该案经历了很多波折,不过当事人一直与我相互配合,我们慢慢克服了各项困难,最终逼迫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追回了全部判决债权,只在支付时间上作出了让步。   事后我总结该案,对当事人这种曾有过诉讼经历的人来说,深知靠打包票是打不出胜利的结果的,我事先并没有依她的要求作出不切实际的允诺,而是据实分析,使当事人更愿意把案件交到我手中。本案能够全额执行确有很大运气成分,但我将当事人的要求降低到自己能实现的合理范围,并说服其接受可能的风险后,才同意接手此案,使得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当事人都能以一种正确、从容、清醒的态度面对遭遇的困境,并愿意全力配合实施我的工作方案,这也为案件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责任编辑:蔡利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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